编辑|苏建勋
这是属于ESG的黄金时代。国内政策面一片向好，千行百业、投资消费，无人不谈ESG。
「ESG 36人」是36碳团队全新打造的内容IP，每期会邀请不同领域的ESG领军人物，透过他们的讲述，描摹ESG新生态，以及它如何以巨浪般的力量重塑商业世界。
“做ESG有时就像修理家门口那条公路，修一次两次还好，修到第三次，大家都会在心里衡量是否值得。”谈及ESG，黄勃给出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这也是眼下ESG领域面临的困境之一，即“经济外部性”问题。ESG实践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和时间等。然而，很多前期投入往往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明显的回报，这就会让参与者在权衡利弊时产生犹豫、疑虑。
“等修到了第三次，企业也会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总是需要我们来修路？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没有得到更多的正向反馈？” 黄勃说。
黄勃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副教授，他负责应用金融系的相关课程教学，在ESG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信用风险、公司金融等领域有超过15年的研究经验。我们见到黄勃的这一天，他刚刚结束一节金融理论课程，笑称“现在就连刚上大学的学生都能聊上几句ESG理论。”
从校园到社会，ESG已不是陌生话题，但这能说明ESG真的火了吗？黄勃不这么认为。
用黄勃的话来说，自己金融背景出身，看待问题非常现实，ESG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企业仅是被“推着”做ESG，由于各项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企业很容易缺乏持续投入的动力，ESG也就只能沦为一句空谈。
他始终认为，ESG落地的核心在于“资源高效配置、要素有序流转”，让宝贵资源流转向那些更加高质量的企业，从而建立起一个正向循环。
谈及自己的职业选择，黄勃形容自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他擅长采用经济视角去看问题，想要找到让金融资源有效引导至ESG领域的方法。
“ESG应该与正向回报相结合，而难点恰恰在于如何货币化。相比虚头巴脑的名号，企业更在乎能否吸引实际支持，比如投资、采购、税收的资源倾斜，这些都属于正向回报。”黄勃说。
2022年，黄勃发起成立北京绿投环境社会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ESG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一职。北京ESG研究院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并牵头构建了由北京ESG研究院、ESG产业公司、ESG基金组成的“研、产、投”融合发展的一体化平台。
黄勃正在探索一条从ESG学术理论到落地实践的路，他提出基于经济外部性理论的“ESG成本内化与社会贡献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如今已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先行推广，政府在项目投资、采购招标中会优先选择ESG水平高的企业，以鼓励企业提升ESG水平。
在黄勃看来，ESG并不是“万能药”，更像是一个“药引子”，促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高效结合，让各种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下是36碳与黄勃的访谈内容，文本经编辑整理：
（一）“我觉得ESG还没真正热起来”
36碳：您对这两年的ESG热潮怎么看？
黄勃：我觉得现在只是“口号热、理念热”，不代表实践热。虽然现在全民热议ESG，就连我的学生都开始在论文中写ESG课题了，这说明舆论关注度上来了，但我觉得落到真正场景中还是有距离。相比当年互联网金融那种热度，还差得远。
我觉得真正的“热”是指，有大量雨后春笋般的实践，包括有更下沉的投资机构、金融产品出现，企业不再是被迫而是主动地把ESG融入运营中，能借助大量的场景化应用得到正向反馈，这才是真正的“热”。
36碳：您觉得ESG是纯西方舶来品吗？
黄勃：大家都说是ESG理念是舶来品，其实这并不是新鲜概念。中国早就有这样的文化和价值理念，比如不要“竭泽而渔”，即不要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损害长期发展，还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修身养性齐家平天下”等说法。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具有外放性，强调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成就上，更在于其对社会、对环境的贡献，所以ESG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有很多共通之处。
36碳：您提到ESG理念不是新鲜事，为什么近几年才被广泛关注起来？
黄勃：这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关。我这两年很喜欢的一本书是《精英的傲慢》，这本书的核心是讨论绩优主义，即强调个人能力和努力，并以此作为衡量成功和价值的标准，而忽视外在因素。
好比一棵树，它能够长得高大，确实不仅仅是依赖其基因，更重要的是它所处的环境和所得到的资源，比如雨水充沛、土壤肥沃等，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滋养。
这一概念也很好地解释了当前许多社会现象。唯GDP论就是一种绩优主义的体现，它过于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这种观念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会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等问题。
唯GDP论在当年提倡大干快上的时候非常有效，但别忘了，这是社会环境赋予你的价值。现在正处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外部环境对价值的定义也在变化，这套机制当然就不灵了。
36碳：虽然这套理念是中外共通，您认为中外ESG存在哪些差异？
黄勃：我认为最大的差异性体现在社会因素，因为其中涉及到大量的人文环境、价值观影响等。这些因素不仅受到当地法律法规的制约，还受到文化、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更为复杂和隐性。相比之下，环境因素的检测通常较为直接和明确，因为环境污染一旦产生，其影响往往显而易见，例如水质下降、空气污染等，这种直观性让环境因素的监测和评估相对容易。
36碳：现阶段中国本土ESG的痛点在哪？
黄勃：首先，我国主流的ESG信披标准和评级体系较多借鉴西方现有成型内容，面临跨文化借鉴与自主话语权的平衡问题。海外ESG标准中有大量的西方价值观理念，这和中国本土环境存在差异。如果简单地采用国外标准，可能会使我们失去在ESG领域的话语权和自主性。
形象点说，这就像是别人已经点好了菜，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无法根据自己的需求口味来调整，相当于把自己也约束了。
不过这两年开始，我国已开始逐步完善ESG披露规范和评级体系，比如今年刚发布的A股上市公司ESG信披指引，这就是主动建立“支桌子、点菜”的能力，是很好的方向。
从ESG参与方来看，我认为现有的ESG主要参与方为企业、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政府还需发挥更多引导与激励作用。
（二）不打通正向回馈机制，企业肯定不愿做ESG
36碳：如何看待政府在ESG生态圈中的角色？
黄勃：我们都知道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着决定作用。但市场本身就是逐利的，你要指望一帮逐利的人去追寻一个绝对向好的方向是很难的。用经济外部性的视角看，环境作为一种产权不明晰的公共物品，相关问题不能纯靠市场机制解决，而是需要借助政府进行干预和管制。
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调控和监管角色，这其实也是优势所在。
当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时，就需要政府作为“引导者”来介入，通过搭建良好的制度与评价体系，为投资人与企业提供优质的经营与投资环境。
黄勃：ESG的核心目的是促进资源有序流转和高效配置，它需要作为重要的联通手段，促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高效联通。
政府通过调整投资、招采、税收政策等支持手段，向那些积极履行ESG责任的企业倾斜资源。这就能给市场传递一个信号：只有ESG向好的企业会收获更多正向激励。
我前面提到“修路”这个比喻，只鼓励企业“修公家的路”，但企业又得不到任何正向回馈，企业肯定不愿意持续去做。
36碳：您觉得难点在哪？
黄勃：其实政府是最不希望浪费时间的部门，因为一旦投入精力但又没有成效，就是对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这其中的难点就是如何量化效果的问题。
举个例子，有的小企业，为社会贡献5000万是很大的数字；但对大型企业来讲，几乎是九牛一毛。
那怎么评价谁做得好？这就需要计算社会贡献效率，这5000万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公共产品？用公共产品数量或价值与其投入的成本相除就是社会贡献效率，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内容，也是我们研究院持续研究的领域。
36碳：北上苏三个地方也出了支持ESG的地方政策，您如何看待从资本市场到实体经济的必然性？
黄勃：这一趋势当然是积极向好的，ESG开始由虚向实，落脚到实体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也能给更多地区起到示范效应。因为我地处北京，就以北京为例来谈谈。
北京城市副中心可以算一个典型案例。从物理边界看，可以简单理解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通州区。从功能定位看，北京城市副中心其实可以算北京的省会。通州自古就是北京城的东大门，是漕运、仓储重地，如今这里被打造为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其重要性依然不减。
北京城市副中心被定位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ESG是其中重要一环。
北京城市副中心在2023年成立了全国首支ESG主题股权投资基金——副中心ESG基金，已经为一批ESG表现优质的企业对接了融资需求与业务场景；还打造了首个城市级综合ESG创新平台项目，由北京ESG研究院、绿投发展、副中心ESG基金共同组成，这套机制将吸引更多的绿色产业主体落地于此。ESG理念最终一定是要落地到实体经济，服务民生的。
36碳：您怎么看待市场上的“漂绿”现象？
黄勃：还是回到引导机制的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看。
第一，如果纯靠企业市场行为，缺乏正向引导，那么企业不得已之下就有很多越界行为，出现“漂绿”情况。但这至少意味着企业已经有了意识，只是对具体路径很迷茫。
第二，ESG目前还是一块增量内容，企业是否参与ESG实践并不等同于其性质好坏。公共事务本身就具有外部性，不应该道德绑架企业，所以才提倡一定要建立正向反馈机制，不要逼着企业做，要让企业有自主选择的空间，心甘情愿地做。
36碳：您认为现阶段本土ESG发展还有哪些乱象？
黄勃：现在市场很热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用这个趋势挣钱，挣一家算一家。比如市场上各种团标层出不穷，我认为这只是停留在前期阶段。收集数据是个正常流程，企业披露之后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又哪有动力往下推动？难点还是在于如何评价数据、利用数据，为企业提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我觉得标准是要有人用的，没有人用就失去了价值。我们应该把精力和资源放在更加技术的环节上，基于数据做更多产品端的事，这也是我始终强调落地场景、正向回馈的原因所在。
ESG火了，好多人把它当成“万能药”，其实不是。我认为ESG是“药引子”，要想办法用这个理念撬动更多资源，促使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从而形成合力，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